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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違法強拆不賠,司法何以無力

  法治政府的關鍵是建設責任政府。無論如何,政府違法行為,無需成本或成本很低,在理論上說不通,在實踐中也不能有效規制和引導政府依法行政,相反還很可能對政府違法行使權力具有反向誘導作用   □行者   日前,北京市丰台區南苑鄉政府在強拆樊先生的一處房屋時,因未提前公告或以其他形式告知,且未對過程製作筆錄、攝製錄像等存在程序違法,被樊先生訴至法院並被法院終審判敗訴。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起訴小小鄉政府的案例之所以引起廣泛關註,不僅僅是因為政府被判決敗訴,更突出的是法律的剛性規制功能和司法監督權力、保護權利的價值。就個案而言,不論是作為國家大法的行政強製法,還是各種形式的地方政府規章,都對政府行使強制權力的條件、程序和要求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違反法律規範的規定,被法院判決確認違法理所當然,在目前行政審判普遍面臨立案難、審理難的環境下更顯得難能可貴。   由此再想到日前昆明發生的造成十餘人傷亡的衝突事件,據報道也與政府強行徵地拆遷有關。加之其他因違法強制拆遷引發的群體糾紛或衝突事件,也不時見諸報端,一直未能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需要追問的是,在規範政府強拆行為的法律規範日益完善,保護涉遷群眾合法權益的剛性制度不斷健全的情況下,為何各種形式的非法強拆行為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   應當說,沒有實現令行禁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某些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還沒有內化於心、外化於行,但對違法強制行為懲罰性機制跟不上,無疑也是一大原因。除了因違法強拆引發群體性或極端事件外,因違法強拆被追究刑事、行政責任的可謂鳳毛麟角,即使相對人尋求司法救濟,能被法院判決確認違法已屬不易,而要使判決不成為空白支票,相對人因勝訴判決有看得見的所得,政府因違法行為有看得見的製裁,往往困難不少。   大量的司法實踐表明,在違法強拆案件中,相對人“過五關、闖六將”爭取來的勝訴判決,除了獲得對政府違法強拆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外,其他幾乎沒有太多實際意義,政府往往也只是獲得名義上的敗訴,事實上毫髮無傷。之所以如此,並不是法院故意“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各打五十大板”,支持相對人起訴違法強拆,但不支持賠償請求;或是判決政府違法強拆敗訴,但不判決賠償,而是因為現行法律制度就是這麼設計的。按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只有違法行政行為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才予以賠償,而實踐中拆除違法建築被確認違法的案件,大多因為沒有履行聽取相對人意見、未通知當事人到場、夜間強拆等程序問題,而被拆除的建築往往因各種原因而無法證明是經有關部門批准或確認建設的。因而,如果公民不能證明被強拆的建築是合法的,則不構成合法權益,也就不符合賠償要件。   這就意味著,政府用違法的手段和方式處理相對人並不能證明經批准的建築,除了在法律上獲得違法強拆的評價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違法成本。相對人即使有幸獲得勝訴判決,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啟動了一個監督政府的機會,而對自身的實際權益保護毫無關係。如此一來,不僅法律對政府的規製作用不到位,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也失之於虛,法院的程序實質上是在“空轉”,往往導致勝敗皆不服,形成許多半截子工程,案結事不了。   從一定意義上說,法治政府的關鍵是建設責任政府。無論如何,政府違法行為,無需成本或成本很低,在理論上說不通,在實踐中也不能有效規制和引導政府依法行政,相反還很可能對政府違法行使權力具有反向誘導作用,也不利於公民合法權益的有效保護。而加重違法行政成本的途徑有很多種,既要加大依法行政在政府履行職責考核中的權重,依法依規嚴肅追究違法行政行為人的政紀責任,更要完善相關責任制度,特別是更新國家賠償構成要件,確立違法行政行為的懲罰性賠償標準不失為一個重要方向,即行政行為不論實體違法還是程序違法,都要賠償;也不論違法行政指向公民權益屬性,有違法就有製裁,有財產損害的,支付大於實際損失的賠償金,無財產損害的,支付一定數額的懲罰性賠償金。   (原標題:政府違法強拆不賠,司法何以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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